我是1969年1月13日乘坐知青专列离开北京的，当时到陕北插队落户的都是一些十六七岁的初中学生，也有一些高中生和社会青年，但占比很少，我们老三届初中生是北京知青在陕北插队落户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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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陕北后，我们被分派到延川县一个叫马家圪塔大队的小山村，五名知青分在了一队，七人分在了二队，我们九名同学分在了三队。当时有句顺口溜：一队穷山坡，二队川地多，三队社员家家吃白馍。据说三队之所以分派九名知青来插队落户，就是因为三队的自然条件相对好一些。
马家圪塔三队虽然是自然条件比较好的生产队，但乡亲们的生活也不富裕，第一次在老乡家吃派饭，我们吃的是高粱面和玉米面两掺的发面团子，给我们炖了洋芋酸菜，熬了小米稀饭，可我们根本就没吃上白面馍。后来问马队长为什么不给我们知青吃白馍，马队长苦笑着说：“不过年谁家吃白馍呀？冬季农闲能吃上净面（纯粮食）团子就该知足哩，哦（我）家一天两顿饭，吃的还是菜团子哩。”
在老乡家吃了一轮派饭，我们对乡亲们的生活状况也就有了大致的了解，三队乡亲们的生活并不富裕，根本就不是顺口溜说的那样，别说家家吃白馍了，不吃菜团子的家庭就算是富裕户了。像马队长家这样的家庭，家里娃娃多，粮食不够吃，农闲时节只好用菜团子充饥。
春节前的那段时间，我们基本上没怎么出工劳动，马队长带领我们熟悉了一下周边的地形和队里的耕地情况，还带领我们去打了一回烧柴。马家圪塔的耕地基本都是山坡地，耕地面积倒是不少，可土壤贫瘠，广种薄收，粮食产量很低。每个生产小队都有几亩平坦的川地，乡亲们逢年过节吃的白面，就是靠这些川地播种越冬小麦。
过了阴历的正月十五，天气逐渐转暖，一年一度的春耕备耕生产也就拉开了序幕。第一天往山上送粪，看着社员们挑着担子慢腾腾的步伐，我都替他们着急。有的社员就担子两半筐牛羊粪，慢慢腾腾往前挪，生怕走快了踩上地雷似的。什么叫磨洋工，什么叫混工分，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经过了一年的劳动锻炼，我们学会了挑担子，学会了使用锄头，学会了干各种农活，身体也强壮了一些。看好多社员还是天天磨洋工混工分，我们就找马队长提意见，给他出主意想办法提高社员们的劳动积极性。我们还提议利用冬季农闲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修建梯田，平整耕地，提高粮食产量。
起初马队长不同意我们的提议，他说队里一直就是这样，谁也不愿意多干活。冬季是农闲时节，社员们都想好好歇一下，还要去打柴，咋个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嘛。
看马队长过于憨厚老实，又不愿意得罪人，也不想着改变乡亲们的生活现状，我们就提议重新选举队长，谁有能力让谁担任队长，三队这么多山坡地，哪怕是三分之一修整成梯田，粮食产量也会增加不少。
最终，马队长让我担任了副队长，他说只要我能把大伙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就听我的，让我当队长。
那个冬季，我们九名北京知青带头，开始修建梯田，谁出工劳动给谁记工分，谁干活多谁挣的工分就多。不出工劳动也不强求，全凭自愿。记工员是大队书记的侄子，他很正直，和我们北京知青一条心，很赞同我们的做法。
刚开始有的社员以为我们是瞎折腾，说啥也不出工劳动。后来看我们修建梯田的热情很高，记工员天天给出工的社员记工分，那些扯后腿的社员也在家呆不住了，都扛起老镢头出来修梯田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足有五六亩山坡地变成了平坦的梯田。几名老社员开始信服我们了，他们说：“北京娃娃真能行，土地平坦了，一准能多打粮。”
经过了四个冬季的奋战，川前和村东的那几片坡地都变成了梯田，粮食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越冬小麦的播种面积也增加了，乡亲们平日里也能吃上一顿白馍或白面饼改善伙食了。没用乡亲们选举，马队长把队长的位置让给了我，他说他来当副队长，全力支持我们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他也同意按出力多少评定工分标准，谁干活多谁就多挣工分，社员们的劳动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了。
县委申书记和北京知青在一起
1974年秋后，也不知是阴差阳错还是稀里糊涂，大队书记突然通知我这个嘴上没毛的生产小队长去县里参加三级干部会议。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三级干部会，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那天一大早，大队书记推着自行车来到了我们知青点，把我俩的铺盖卷绑在他的自行车后货架外侧，装干粮和洗漱用品的网兜挂在车把上，起先是大队书记驮着我，到了通往县城的简易公路，大队书记就让我骑车他坐车，四五十里的路程，我俩走了差不多四个小时。
中午前，我们来到了城南的一家农户，他家早已给我们准备好了住处。就是在他家一孔冷窑里打上地铺，还有其他大队的几名三级干部，我们七个人住在一孔土窑里。
原以为三级干部到县里开会得住宾馆吃饭店，没想到三级干部就是这样的待遇，帮我们烧汤水馏干粮的婆姨，一天还要给人家三毛钱。大队书记说，他每次来县里开会也很少住招待所，一般都是住在城郊的老乡家里。有一次县委申书记找他谈话，他借了申书记的光，住了一回县委招待所，跟着申书记在县委食堂吃了两顿白面馍。
从自行车上卸下自己的行李，大家都坐在地铺上拉闲谈，等着那位婆姨给我们熬糊糊做饭。
午饭后，我们七个人一起步行去县委礼堂听报告。从住处到县委礼堂有三四里路远的距离，我们步行了二十多分钟，来到县委礼堂的时候，礼堂里已经座无虚席了。
报告开始了，大队书记递给我一个本子，让我记一下，还真把我当成三级干部、当成知识青年了。我胡乱记了些什么农业学大寨，粮食产量过黄河，过长江，兴修水利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等，记了好几页，很像那么回事。
报告结束后，开始分组讨论，我就趁机四处寻找来开会的知青熟人。知青在人群中是很显眼，我一眼就认出了在关庄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丁哥，丁哥也认出了我，微笑着和我打招呼。傍晚散会后，丁哥拉着我去了县委申书记家，感觉他和申书记很熟，我跟着丁哥在申书记家蹭了一顿好吃的。
第二天上午，丁哥作为三级干部代表发言，他讲述了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经验，讲了怎样提高社员劳动积极性的办法。听了他的报告，我受益非浅，没想到这个北京来的小个子，还真有两把刷子，会场上的掌声经久不息。
在县里开会期间，丁哥请我和我们大队书记下了一回饭店，一天傍晚他还跑到县委食堂给我俩拿来四个白馍。
会议结束的那天上午，我拉着大队书记和丁哥还有丁哥的一个朋友一起下了饭店，吃完饭结账的时候，我发现我兜里钱不够了。无奈，我只要硬着头皮跟丁哥借了一块钱。
分手的时候，我对丁哥说：“丁哥，等不忙了我就去关庄找你，顺便把钱还给你。”“不用还了，就当我自己请自己改善伙食了。”丁哥笑着跟我开玩笑。别看他个子比我矮了半头，可他比我成熟比我有能力有魄力，我很崇拜他。
回到村子的第二天，大队书记就给我送来了两块钱，说是大队给的补助金。那时外出给队里办事除了正常的工分以外，队里都有补助，不是补助现金就是补助小麦。我那次去县里开会，得到了双份补助，大队补了一份，小队一天还给我补助一斤小麦，队里正常记工分。
因为冬季继续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我也没抽出时间去关庄找老丁，借老丁的那一块钱一直拖着没还。
1975年秋后，我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到天津上大学，匆匆忙忙离开了陕北，也没能跟丁哥打声招呼，更没能还给他那一块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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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以后，我就和丁哥断了联系，至今也没有他的消息，至今我还欠他一块钱呢。丁大哥，你生活的好吗？真的很想念你！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杨燕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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